2014年5月3日 星期六

塞繆爾•布里坦的50年英國經濟記憶

 布里坦的不列顛記憶
【編 者按】FT著名專欄作家塞繆爾•布里坦上月正式宣佈退休,結束了他在《金融時報》近50年的新聞職業生涯。本文是他退休前的最後一篇經濟評論文章,記述了 從1955年丘吉爾卸任到2010年保守黨歸政期間,發生在英國的一系列重要政治和經濟事件,是一篇時間跨度長達半個多世紀的英國經濟掠影。 
 

2014年04月30日 07:01 AM

布里坦的不列顛記憶


 
【編者按】FT著名專欄作家塞繆爾•布里坦上月正式 宣佈退休,結束了他在《金融時報》近50年的新聞職業生涯。本文是他退休前的最後一篇經濟評論文章,記述了從1955年丘吉爾卸任到2010年保守黨歸政 期間,發生在英國的一系列重要政治和經濟事件,是一篇時間跨度達半個多世紀的英國經濟掠影。
I. 被迫常態化
我最早的青年記憶要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那場說服溫斯頓•丘吉爾爵士(Sir Winston Churchill)從首相位置退休的漫長鬥爭。錶面上的理由是,當時風傳他已認不得自己的政府同僚,恐怕不再勝任這一職位。(這聽來或許頗為得體),但 實則另有隱情。美國國務院的鷹派和英國外交部擔心他要對共產主義採取較為溫和的政策,因為他反復呼籲與蘇聯領導人召開“峰會”。這些人完全錯了。丘吉爾當 時多半是想最後一博,以西方承認俄羅斯在東歐國家的實際地位為代價,博取蘇聯停止在西方搞顛覆。
這些想法始終未及驗證,因為短命的伊登(Eden)政府隨後就上臺了。這屆時運不濟的政府只執政了兩年,於1957年初解散。我至今仍能回想起保守 黨(Conservative party)的宣傳海報,上面印著安東尼•伊登(Anthony Eden)的相片,和他那句“為和平而奮鬥”。實際上他那屆政府留存在人們記憶中的主要“事跡”,正是1956年那場損失慘重的蘇伊士運河(Suez)遠 徵。埃及領導人賈邁勒•阿卜杜勒•納賽爾上校(Gamal Abdel Nasser)對蘇伊士運河的國有化,是這場戰爭的導火索。伊登政府製造輿論稱,埃及沒能力運營蘇伊士運河,納賽爾的行為將對全球貿易構成威脅。但在這一 說法被徹底否定之前,以色列與埃及再次爆發戰爭,於是伊登政府又開始宣揚這條運河如今能夠將戰爭雙方分隔開。
當時的財政大臣哈羅德•麥克米倫(Harold Macmillan,上圖左,右為希斯)誤以為,這場他極力促成的遠徵會獲得艾森豪威爾(Eisenhower)政府的支持。當事實證明並非如此,英鎊也不可避免地遭到拋售,麥克米倫便迅速改口稱:“我們承擔不起戰爭。”
麥克米倫1957年接替伊登當上首相,當年晚些時候他自己也遭遇了一次英鎊拋售。他勉強同意了當時的財政大臣彼得•桑尼克羅夫特(Peter Thorneycroft)準備的一系列“通貨緊縮”政策,也就是所謂的“9月舉措”(September Measures)。其內容無非一些常規套路,如收緊分期付款控制,限制銀行貸款,以及適度限制政府。令包括我在內的一些經濟評論員感到憤怒的是,這些舉 措施行的背景是,經濟已連續兩三年零增長。無論政府為這些舉措給出怎樣的理由,很明顯唯一的理由就是:抵消英鎊面臨的任何貶值威脅。
II. 融入歐洲
接下來的這個時期要平靜得多。9月措施的影響很快消失得一乾二凈,麥克米倫舒舒服服地在1959年大選中獲得連任。但到了1960年,一些自感肩負 責任者開始為英國經濟增長率落後於歐洲諸對手國感到擔憂,於是白廳(Whitehall)開始尋求各種徹底改革。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場改革是廢除再售限價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主導者正是愛德華•希思(Edward Heath)。這場改革令保守黨的一些後座議員幾乎中風。但一個已無法再迴避的重大決定迫在眉睫:要不要申請加入那個當時被稱作歐洲共同市場 (Common Market)或歐洲六國(Europe of the Six,德國、法國、意大利、比利時、荷蘭、盧森堡)的組織。
麥克米倫的動機主要是政治上的,一如他的主要競爭對手法國總統查爾斯•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一想到英國被孤立在統一的西歐之外,這位英國首相就煩惱不已。但孤立英國恰恰是戴高樂在1963年初否決英國的加入申請時想要達到的目 的。當時,法國的否決出乎麥克米倫的意料。即便事過多年,我還是很難原諒白廳的情報工作做得如此糟糕。麥克米倫很快被亞歷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Sir Alec Douglas-Home)接替,雖然霍姆因身為第十四代霍姆伯爵而受嘲笑,但他不比許多下院議員差,何況他的財政大臣是少數懂經濟學的財政大臣之一雷金 納德•莫德林(Reginald Maudling)。莫德林在任期間領導英國經濟實現溫和擴張,這次擴張當時被美其名曰為“向增長沖刺”(dash for growth)。
III. 英鎊問題
到1964年10月大選時,英國已明顯面臨名副其實的國際收支問題。我們永遠無從得知莫德林會讓英鎊自由浮動還是會讓英鎊貶值,因為工黨 (Labour party)贏得了此次大選,其競選口號“浪費的13年”(1951年-1964年)起了一定作用。我記得自己當時很生氣,因為哈羅德•威爾遜 (Harold Wilson)領導的新一屆政府拿國際收支問題大做文章,以此抹殺上一屆政府取得的成就,同時又孩子氣地堅決捍衛英鎊幣值。然而該來的總會來,英鎊在 1967年秋季貶值了。我仍記得在一場新聞發布會上,時任財政大臣詹姆斯•卡拉漢(James Callaghan)露出合時宜的沮喪神態,而威爾遜卻還試圖硬挺著擺出笑嘻嘻的樣子。
英鎊一貶值,匯率問題也就基本不再受到關註。事實上直到20世紀70年代,通脹本身才成為一個問題。當時公認的觀點是,通貨膨脹是過於強大的工會推 動薪資上漲造成的,而政府的任務是說服或迫使他們保持剋制。只有伊諾克•鮑威爾(Enoch Powell)及部分學者等特立獨行者,才主張通脹是由英國政府和英國央行(Bank of England)的貨幣政策造成的。人們設計了無數的協議和“指明燈”來阻止工會要求更高薪酬,而工會說到底就是乾這事兒的。
IV. “計劃增長”
一個重大轉向便是“計劃”運動。如果你已束手無策,一個誘人的口號便是“制定一個計劃”,而無須言明具體什麽計劃。這場“計劃”運動的誘因是,有人註意到法國政府有一份名為“A計劃”的文件。而懷疑派則註意到德國即便沒有這類文件,其表現也比英國出色。
我選擇將“計劃”視作一種高深的市場研究。“計劃”是一系列猜想,猜測的內容是:如果年均經濟增長率為3%或4%,那麽各行各業的產出可能相應為多 少。我賭4%,單純因為我想讓英國財政部和英國央行奉行更具擴張性的需求管理政策。但事實上,即便是3%的年均增長率也從未在任何較長時期內實現過。
V. 貨幣主義來了
與此同時,通貨膨脹再度成為頭條。大多數經濟學家預料到,經歷了1967年的英鎊貶值後,會出現暫時的通脹。但令他們震驚的是,通脹來了就不走了。
有趣的是,提倡用貨幣政策對付通貨膨脹的先驅者,竟是工黨首相詹姆斯•卡拉漢(James Callaghan)。卡拉漢在1976年的一次演講中,否定了面對工會的過高要價、政府可以靠不斷支出實現充分就業的想法(據說這是受女婿彼得•傑伊 (Peter Jay)的影響)——這場演講都快被保守黨領袖提爛了。
1979年上臺的撒切爾(Thatcher,見上圖)政府理論上承諾以貨幣政策解決通貨膨脹,但這對英國央行不起多少作用,它只是迎合政府,同時繼 續採取穩妥的務實主義方式。盡管如此,通脹確實詭異地降了下來,與此同時失業率依然居高不下,不過失業率也沒有像批評人士所警告的那樣一飛沖天。
VI. 趨同
等到1997年工黨再度執政時,兩黨在宏觀經濟政策方面的分歧已所剩不多。2008年銀行業危機帶來了大緊縮。聽聞財政部有個愛玩笑的家夥說,銀行家已經從工會那裡接過了政治惡魔的角色(上圖左為工黨首相布朗,右為財相達林)。
授予英國央行獨立操作權的是工黨政府。無論人們怎麽看待英國央行在那個位置上的表現,至少它讓貨幣政策褪去了政治火藥味,貨幣政策也不再是政治爭議 的一大主題。2008年開始的經濟大衰退(Great Recession)改變了游戲名稱。官方利率跌到谷底(至今仍未翻身),人們開始尋找辦法,以求讓央行能夠通過量化寬松等技術手段促進經濟恢復。旁觀者 忍不住會註意到,當局將一隻手捆在了身後、在單手戰鬥,因為他們拒絕使用財政政策,2010年保守黨回歸之後更是如此。而這就是我們目前的狀況。
譯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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